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主要经历在地方。他有着崇高的志向，全局的视野，又能够体恤民情，不谋私利，所以，他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细数他到过的地方，从27岁中进士到安徽广德开始到江苏徐州终老，担任过15个地方的官员，不论在助理参事、知县等基层干部任上，还是太守（自睦州起，都为太守以上官员）军政大员，所到之处，都深受老百姓爱戴，同时，也基本得到中央政府的满意。这从各处修建的范公祠可见一斑。徽宗宣和年间，朝廷特别下诏，要求有范仲淹祠所在的地方官署，每年要按时祭祀范仲淹。纵观历史，有宋一朝，甚至自秦汉以来，官员有此厚遇的，“千百年间盖不见一二”。有人说，那原因是范仲淹在“德、功、言”三方面皆为不朽，有一定道理。但是，细细想来，关键的是范仲淹的所作所为，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为天下百姓考虑。所以不会像有些官员，虽有政绩，但往往上面满意了，下面不认账，或者相反。富弼在范仲淹的《墓志铭》中说得好：“人获一善，已谓其难；公实百之，如无有然。”
翻阅史料，不难发现，范仲淹关注民生，心系人民疾苦，是真关注、真关心。其实，许多官员也关注民生，但是一旦遇到压力，遇到人民利益和利益集团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也即自己的利害关系受到挑战的时候，就会退缩回避，甚至做出违心的事情。而范仲淹不然，他往往会逆流而上。当他还是泰州一个小小的盐仓的时候，他看到已经有200多年的海堤失修，秋潮时海水浸淫海陵、兴化等县，五谷不生，几千户人家遭灾。他坐不住了，提笔给上司写信，请求修堤。征得朝廷同意，开工后，遇到大雨雪，惊涛汹涌，役夫死伤百人，原先反对修堤的意见又出来了，朝廷犹豫起来，准备撤销项目。这时，范仲淹又向朝廷呼吁，“复言堰之利”，再三请愿，“愿自身总役”。就是要冒着风险，自己来当总负责，承担修堤风险。他的坚毅，帮助朝廷再一次下了决心，启用了这位年轻官员。海堤修好了，老百姓当然感恩戴德。1033年，江南地区发大水。刚刚获得皇帝重新信任的范仲淹请求去长江、淮河沿线视察灾情，开仓赈灾。一开始，他的请求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范仲淹索性找机会直接向皇上提意见。他问皇上，如果宫中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现在全国好几个地方都缺粮少吃，我们怎么可以置之不理呢？在他的力争下，他争取到了这次特别的指派，坐镇指挥抗灾救济。除开仓赈济之外，他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如调拨粮食，争取拨款，推荐积极救灾的官员，表彰先进，免除地方税赋等。为了让朝廷认识这次灾害的严重性，他把当地灾民用来充饥的野草送往朝廷，要求给内宫和皇亲国戚看看，希望他们收敛起奢侈的生活方式。范仲淹这些似乎“过分”的做法，在今天看起来，可能还会有人认为“极端”，可是，千年以前，他就那么干了，他的胆气来自他的为官之道。
范仲淹主办民生，首先有心，其次有胆；除了有胆，而且有识。中国古代历史上赈灾济贫的许多做法，都出自范仲淹的创造。当年江浙大灾，范仲淹已经60花甲。他是被再度挤出中央权力中心的，但是，面对大灾，深知责任重大，要彻底解决灾害造成的困难，光靠开仓济贫是不行的。他想的办法，首先是：鼓励老百姓开展竞渡活动，自己也积极参与，到湖边和大家一起饮酒作乐。这个活动自春至夏，连续不断，高潮迭起，吸引了许多有钱人参加，也因此使用了许多民工，许多饥民因此获得了就业机会；其次，同样依据杭州市民的爱好特点，鼓励举办佛事。佛事做起来，不仅取得慈善捐款，也增加了百姓就业机会；第三，鼓励庙宇寺院抓紧饥荒年间工匠工价低迷的机会，开工修寺，大兴土木；第四，提高杭州地区的粮食价格，吸引商人将粮食运往杭州销售。这样，杭州地区的粮价不久就得到平抑。如此等等措施，帮助杭州居民度过艰难岁月。可是，范仲淹这个“以有余之财惠贫者”的思路被一些人误解了，说他大灾之年，放纵游乐，没有节制，耗费财力，实在是没有读懂范仲淹。其实，在平时，范仲淹十分节制，家里不来重要客人，绝不吃肉。鼓励建庙，也是有规定的，“止可完旧，勿许创新”。事实是，大灾之年，杭州百姓没有离家出走，没有流离失所，没有发生骚动。后来朝廷也肯定了他的许多做法，作为政令颁布。有的还为后世效仿，比如包拯在庐州救灾，就模仿了范仲淹的不限当地粮价的办法。苏东坡、郑板桥等赈济救灾，也多少学习借鉴了范仲淹的原创。
士特立独行于义
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范仲淹到杭州上任，路过苏州，和老家的族人商议开设义庄的事情。是年，范仲淹60岁，4年后，范仲淹去世。
范仲淹在其生命的晚年，决定把一生积累的钱财，在老家苏州置办田产，田产收入作为族内的慈善救助捐款。按照范仲淹和他在苏州闲居的二哥商议，救助范围，除宗族外，也顾及乡亲和姻亲。宗族发放对象不论贫富；周济内容十分广泛，有粮食、布匹、奴婢的口粮，还有红白喜事和急难事宜；规定还特别照顾无经济收入的妇女。皇佑二年十月，义庄开始发放钱粮，也就在同时，范仲淹公布了他亲自订立的十三条义庄规矩，即实施细则和管理、监督条例。范仲淹真的是先治国，后治家，用治理国家的才华，开创了一桩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慈善事业，做得井井有条。后来在他的儿子范纯仁等人的继续下，管理条例愈加完善，范家义庄能够延续800多年而不散，到宣统年间仍然有义田5300亩，且运作良好，不能不说，是范仲淹打的好基础。
范仲淹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伟人。他在快要离开那个世界的时候，眼看军国大事用不着他了，做了两件轰动全国的事情。一是在皇佑三年11月初一（范仲淹去世的前一年），他用黄素小楷手书韩愈的文章《伯夷颂》，受到当朝宰辅和文坛领袖们的追捧，一时洛阳纸贵。一是创办了义庄。可以这样理解，前者是他对于“古仁人之心”的总结性理解，“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后者是他对于仁人之心的实践。大家都知道，范仲淹2岁丧父，4岁时，母亲“贫而无依”，改嫁山东长山。从此母子与苏州范氏脱离了关系。范仲淹初入仕途以后，曾经希望认祖归宗，但是，苏州范氏族亲出于顾忌财产分割等原因，没有接纳。就是这样，范仲淹大仁大义，告诉子女，苏州宗亲，虽然对于自己曾经有过亲疏，但是，在祖宗看来，都是子孙，因此我们不应该有亲疏之分。我现在显迹了，也是祖宗积德，怎么能够独享富贵而看着有饥寒的同宗不去抚恤呢？这样的胸襟气度，真如天空海洋一般。
其实，范仲淹也不是富得流油，他为官清廉，他的积累，一是来源于北宋朝廷给予高官的薪俸比较多，二是范仲淹多年征战，朝廷给予的奖赏。最主要的，是他克勤克俭，生活极其节俭。他晚年有一个习惯，每天睡觉前，都要在心里合计一下家中一日的费用，只有感觉到用之所该用，他才心安。他把钱财都捐出去了，去世后下葬时居然连一件新衣都没有，丧礼还是由友人集资为他办的。
范仲淹晚年，子女们关心他的退休养老问题，建议他在洛阳置宅，因为孩子们的祖母安葬在洛阳。但是范仲淹不同意，他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之外，况居室乎？”意思是说，人如果已经得到了道义方面的快乐，那么，房子之类的身体之外的东西，还有必要追求吗？他进一步告诉孩子们，你们看看，洛阳修建了那么多的园林，我要去游玩，谁还不同意，何必再修建自己的园林呢？他的几个孩子，个个都有乃父之风，所以，父亲一开口，他们就都理解了，都支持父亲全部家产投入苏州义庄的开发。而且在他父亲之后，他们又身体力行，维持和完善义庄的运转。
范仲淹的这些想法，不是心血来潮，那是他“先忧后乐”的理念在处理家庭问题上的表露。早在十多年前，他主政苏州，他喜欢苏州的优美景色，苏州又是他的祖居地，他产生了在苏州定居的想法。他看中南园这个地方，所谓“西施台下见名园，百草千花特地繁。”他购置了下来，准备修建私家住宅。可是，一个风水先生告诉他，这个地方风水好啊，将来会出不少公卿贵人呢。这么一说，范仲淹想法改变了，他说，与其我家出重要人物，不如天下人都能在这里得到教育，让国家得更多的人才。于是，他把南园捐献给了地方，在这里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学校。所以说，范仲淹不为自己修建私宅，绝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他的大公益思想的必然选择。有人评价范仲淹，说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现在，应该再加上一句，在老百姓眼里，他是大好人、大善人，大真人；在年轻人的网络里，他是一个人气十足的慈善网红。
《宋史》范仲淹篇的篇末说：“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与，置义庄田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这段话，多出于欧阳修为范仲淹写的神道碑，基本概括和评价了范仲淹为人处世、立身行事的一生。
（本文参考《宋史》及诸葛忆兵《范仲淹传》等资料 石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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