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储才三十载 满园桃李竞芳菲(下) ——记慈善大家朱敬文、朱恩馀父子

　

为国储才三十载 满园桃李竞芳菲(下)

——记慈善大家朱敬文、朱恩馀父子

　　

三代人接力传承慈善家风

　　慈善公益报（唐悦 刘春 本报记者 王希文）家喻户晓的朱敬文奖学金其实是在朱恩馀手中发展起来的，作为朱敬文的长子，朱恩馀在父亲辞世后，接过接力棒，将“自助助人，为国储才”的家风精神传承下来。

　　1985年，年近八旬的朱敬文在香港设立朱敬文教育基金会，遗憾的是，第二年老人家就患病了。面对刚刚成立的基金会，身为长子的朱恩馀毅然接手，继承父亲为国储才的宏愿。与此同时，考虑到当时中国香港社会日渐繁荣，祖国内地亟待发展，朱恩馀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朱敬文教育基金会的工作重点由中国香港转向祖国内地的高等学府，大力支持内地的文教事业建设。

　　朱恩馀一生曾两度接手父亲的事业，以父之名办好朱敬文教育基金会，资助学生是其中之一;另一件是帮助父亲的制衣厂渡过难关，成为父亲事业上的左膀右臂。

　　1961年，朱敬文与他人合办的工厂因经营不善陷入困境，且亏损面临起诉。尽管朱恩馀当时心中装着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制冷工程专业时学到的知识，拥有在香港冷气公司两年做领班、一年做主管的傲人成绩，但经过权衡，他还是决定辞去原有工作，帮父亲打理工厂。之后，朱恩馀又创办了自己的制衣厂，创办实业使朱敬文教育基金有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后盾。

　　终其一生，朱敬文都走在“为国储才”和“实业挣钱”的道路上。朱敬文本名朱朝钦，字敬文，190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江都县的一户农家，年少失学，16岁便到上海谋生。在从学徒工做起的日子里，朱敬文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更目睹洋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欺压。他深刻认识到，国家之贫弱，根源在于大量青少年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朱敬文青年时期便开始助学报国工作，资助清贫、优秀的青少年继续求学。为扩大助学范围，他从未停止对自己的提升。21岁时，朱敬文成功进入德国孔士洋行做职员。洋行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其他人都用来睡觉或娱乐，唯有他不愿浪费光阴，除去必要的就餐时间，其余时光都用于自学。由于勤于思考，他很快就掌握了商品市场的运作规律，成为一名销售员，继而成功创办属于自己的“朱敬记进出口行”，财力的增加，更有利于做大助学事业。回顾朱敬文的助学功绩，有三件事影响颇大。

　　抗战期间，朱敬文在苏州建义务小学。1942年，朱敬文在妻子杨畹珍家乡苏州腾出40余间平房，购置旧桌椅长凳，招聘教师创办“敬文义务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动员因战争失学的孩子前来免费上学。受朱敬文先生资助的敬文小学校友王泽清回忆，学校不仅为孩子们免除一切学杂费，还供给教材。王泽清一生都记得朱敬文先生毕业典礼上的教导：“小学是学习的基础阶段，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要尽量争取创造条件上中学、大学，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用人才，改造社会，服务于大众” 。

　　自1942年起，朱敬文先后在江苏南京、扬州、常州多地中小学设立奖助学金。1944年，为了培养更多农村医生，又筹措经费，将这一助学善举扩展至大学，资助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等校前身)的医科和理科专业学生，后来发展至工科和农科，并通过当时的南京《民国日报》，呼吁各界人士“本育英之旨，源源倾助”，募集来的善款也全部用于资助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朱敬文先生在中国香港创办“敬文留美奖学金”，资助学生出国留学深造。他广泛宣传，亲自走访，确定资助名单，并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亲自带领他们赴美入学，并每月去信鼓励、鞭策他们，不要蹉跎大好青春，切莫辜负家长期望。留美学生也不辜负朱敬文先生的良苦用心，就读一两年后，不少转考入哈佛、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有的学业有成后回国报效祖国，如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李安国、中华网创始人叶克勇等。

　　朱敬文终生不辍于助学事业，改变了众多青年学子的命运，这背后离不开他努力实业挣钱作为“为国储才”的后盾。少年时代的朱敬文家境并不优渥，甚至可以说家境贫寒，他捐给教育的每一笔钱都是辛苦挣得。他为子女接受教育提供足够的机会，但主张其他方面都靠自己创造。朱恩馀等子女不论留英留美，朱敬文都只资助船票一张，半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包括各项开销都要靠他们自己兼职解决。与此同时，朱敬文先生一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数十年的助学报国事业也给子女们树立了榜样，尤其是长子朱恩馀，长期受父亲熏染，十几岁时便跟随父亲到南京等地为助学工作四处奔波，早早地领悟到父亲“自助助人，为国储才”的助学深意。受父亲朱敬文耳濡目染，朱恩馀跟随父亲的脚步，一生都走在继续为祖国教育奉献力量的道路上。

　　起初，朱恩馀与夫人谢玲玲一起协助朱敬文选送留美学生，后来逐渐开始自己的慈善之路。家风也传承到朱恩馀的后辈，“朱恩馀家风很正，都是发自内心在做慈善。”黄翠玉这样评价。在父亲朱敬文以及朱恩馀的带动下，朱恩馀的妹妹和妹婿也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建小学、盖中学;朱敬文的长女朱婵英、长婿蒋宁熙和二女朱婉英、二婿潘占熙四人在苏州大学设立“敬爱基金”，以“一帮一”的形式支持家境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朱恩馀的大女婿李承东和大女儿朱承青夫妇成立“承善基金”，用于资助扬州大学农学院学生，他们说：“攻读农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经济条件很差，应对他们予以资助和鼓励”。

　　朱氏一门皆是贤达志士，都主张“教育报国”，令人欣喜的是，在朱恩馀的推动下，“敬文精神”还在万千受惠朱门的学子中生根开花。求学于南京师范大学的侯晶晶虽身有残疾，但在敬文奖助学金与敬文精神的支持下，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成为中国首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博士”，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徐州师范大学第一届朱敬文奖助学金获得者李凤亮，毕业10年即成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年当选为深圳大学副校长;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受助的学子们饮水思源，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感恩爱心社团，定期开展公益活动，原先常挂在嘴边的“回报社会”承诺得到落实，不再空洞……三十年来，“为国储才，自助助人”的“敬文精神”已根植于学子们的灵魂深处，朱敬文先生的良好家风也得以一代代传承下去。

做扬大爱、守公德、严私德的楷模

　　一生做善事的朱恩馀，在私德上也是无可挑剔。“他骨子里是个很硬气的中国人。”黄翠玉说，朱恩馀容不得别人说中国半点不好。每次见老朋友，聊到兴起，朱恩馀从不讲自己的成就，就爱“夸夸”中国。他说自己走过很多国家，但心目中只觉得中国人最勤勉踏实，总是生出一种还是自己国家好的骄傲感。

　　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的事情，朱恩馀坚持不懈尽力参与。只要国家需要，他会毫不犹豫慷慨解囊。由于西藏和四川省藏区农牧民家庭因为放牧，长期逐水草而居，难以通电，更难看到电视，听不到新闻，不了解国家政策，于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起一个项目，用太阳能板的电视机，让藏区农牧民随时随地看到电视，了解祖国和家乡的发展变化。白天放牧时把电视机放在马背上接受太阳照射，晚上就可以看电视，这种电视被藏族同胞们形象地称为“马背电视机”。朱恩馀听说这个项目后，觉得很有意义，连续两年出资免费向牧民赠送“马背电视机”。

　　朱恩馀是商人，但很显然他不算一名“合格”的商人，因为老是做“亏本”买卖。成衣制造厂在夫人辞世后逐渐亏本，他不忍关闭。朱恩馀的成衣制造厂产品主要销往欧洲，本来大部分利润就给了奢侈品店，店铺卖一件时装利润就有几万，相较而言，朱恩馀只能赚到薄利。同时随着近年来欧洲经济不景气，很多百货公司都倒闭了，朱恩馀的制衣厂也逐渐入不敷出，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五六年。他也不是没有想过关闭不盈利的生意，但看着制衣厂里跟着他干了几十年的很多老伙计，现在大多五十多岁，一旦成衣厂倒闭，他们这么大年纪，去哪里找工作呢。想到这里，朱恩馀决定再扛一扛，“等老伙计们都退休了，到时候制衣厂再关门也不迟。”

　　朱恩馀身上没有精明商人斤斤计较的劲儿，而是多了一份淡然，他总说“钱是大家的，我只是掌柜的，子女有本事就自己发展，钱都要留给善源基金会。”就像父亲朱敬文教育孩子的方式一样，朱恩馀只教给孩子们生存的本领，其余就靠他们自己挣。好在子女们既不需要、也不想要朱恩馀留下财富给他们，他们每一个人不仅都能自给自足，还能挤出钱来“兼济天下”。

　　朱恩馀一生着装都极其简朴，一条卡其色的裤子穿了十几年还在穿，而他的为人也像着装一样低调。朱恩馀每次出门都自己一个人坐经济舱，就算大家强烈请求，他也只勉强乘坐商务舱，还很“顽固”地自己提行李，坚持不带助理，为此还闹了不少乌龙。2017年，恩玲中学建成10周年，朱恩馀乘坐的飞机下午七点起飞，理应晚上九点多抵达兰州，但接机的人左等等不到，右等也等不到，打电话还打不通，急得满头大汗。原来朱恩馀在候机室内因办公太投入，没有听到飞机起飞的消息，误点了，也没来得及告诉接机的人。好在赶上最后一班飞机，才得以参加恩玲中学10周年庆典。下了飞机，朱恩馀还一个劲儿地和接机人道歉：“不好意思啊，错过了飞机，害你们担心。”

　　朱恩馀虽然有司机，但工作以外的时间，他总是尽量不麻烦司机。有一次，黄翠玉去香港，朱恩馀自己开车来接，却迷了路，绕了一个小时也没能接到人。最后无可奈何才打电话告诉黄翠玉，找不到路了。黄翠玉急得没办法，让他原地等待，等找到他时，发现他靠边停着车，自己一直站在车门外等，因为他怕黄翠玉看不到他。黄翠玉说，当时很受触动，这样一个质朴的企业家，不管身处何位，始终保持先为别人着想的高尚品德。出差在外，朱恩馀都忙不迭地给别人拎行李。黄翠玉每次都觉得好笑，“年龄上明明他比我还大十岁”。

　　黄翠玉认为，朱恩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不算中国香港最有钱的那一批企业家，但他挣的钱却都拿出来做了慈善，从来都是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行。朱恩馀做慈善不要任何宣传，也不要得奖，一辈子不争名不为利，不管是设立基金，还是捐赠项目，朱恩馀都尽可能不留自己的名字。但在新时代下，国家和社会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好人，在去年评选出来的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的名单里，出现了朱恩馀的名字。

　　1988年，朱恩馀给苏州儿童医院捐赠200万元，用于购买医疗设备，并建造儿童急救中心大楼。大楼建成时，石碑上有捐赠者的名字，朱恩馀夫妇俩看后，坚持要拆掉石碑，并诚恳地说：“我们只是普通港胞，对儿童福利略表寸心而已。”每当有人提及他们做的大爱善举，朱恩馀总是说：“有生之年，能为祖国做点小事很高兴。我们只是上天派来的账房先生。”

　　早在2012年，各高校的朱敬文奖助学金已有八成来自善源基金，目前这个比例已达百分百。苏州市敬文小学、吴县东山实验小学、东山陆港小学、哈密市小堡乡小学……这些名字的背后都凝聚着朱恩馀的默默付出，却鲜为外人知晓。一篇介绍善源基金资助小学的新闻下，一名网友留言说：“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位名为朱恩馀的爱国港商在江苏扬州江都区捐助建造七里乡小学的事，以及著名的敬文奖助学金，我一直以为‘敬文’是他的字，没想到是他父亲，惭愧!”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视察时，对弘扬张謇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对民营企业家提出殷切期望，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鉴往事，知来者。“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张謇一生所孜孜追求的“有用”，在朱恩馀身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代很多有为苏商一直在传承“张謇精神”，做苏商表率，不仅借鉴他的成功哲学，更是常怀赤子之心，时刻将国家装在心中，将社会责任扛在肩上。三十多载执着追善、求善、向善，像朱恩馀先生这样的慈善家着实不愧于做“张謇精神”的当代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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